hxx816 2008-7-12 22:35
一个难于破解的蒲学公案——蒲价人家藏《聊斋》手稿之谜
[table=98%,#d8d9bd][tr][td][font=黑体][size=6][color=darkred]一个难于破解的蒲学公案[/color]
[color=sienna]--蒲价人家藏《聊斋》手稿之谜（上）[/color][/size][/font]
[size=3][float=right][img=351,287]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3/64131215042773926.jpg[/img][/float] [color=black]一、中心事件纪略[/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新中国成立前，自称蒲松龄后人的蒲价人一家三代，辗转山东淄川和辽宁沈阳、西丰三地，家藏《聊斋》手稿85年之久，最后，把幸存的半部《聊斋》手稿捐给了国家。[/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这一家三代人，已经成为《聊斋》手稿神秘历史的一部分。自从杨仁恺先生发表《谈“聊斋志异”原稿》（载《新建设》1955年10月号）之后，五十多年来，各种媒体上从不同角度重新介绍、讨论这件事的文章，少说也有数十篇之多。其中大多数文章的说法相差无几。但也有一个凭借可靠证据提出不同见解的人，他就是杨海儒先生。杨先生在《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3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聊斋手稿何以流落辽宁？》一文，首次根据续修淄川《蒲氏世谱》中的谱表、序言、传记等资料，澄清了蒲价人一家自报世系中的一个重大谬误，那就是：他们自称为蒲松龄后人，其实只是蒲松龄远房同族的后裔。同时，杨先生又通过考证认定，蒲价人家藏的《聊斋》手稿，可能是在清同治初年淄川暴发刘德培反清起义之际，秘密从收藏蒲松龄遗稿的聊斋祠堂中搞到的。[/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二、蒲价人的世系与生平述要[/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一）世系表[/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蒲世广——蒲续芳——蒲萌——蒲杞——蒲兆福——蒲珏——蒲开先——蒲大夏——蒲秉彝——蒲华——蒲国权——蒲价人——蒲英灏——蒲文珊——蒲惠章[/color][/size]
[size=3][float=left][img]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3/26531215042773942.jpg[/img][/float] [color=black]（二）履历[/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蒲价人，字藩侯，清道光八年（1828）生于山东省淄川县。配孙氏，生四子。为邑庠生，书法精邃，能写一手好字，又精通“日者术”，掌握一套占卜算命的技巧。为人不好读八股时文，酷爱游览名山大川。为了赚取游览经费，他曾经替人充当科举考试的枪手。有一次，在青州考场为人替考，被监考官发现，落入法网。在回答学台大人的问话时，他自称是蒲松龄的后裔，因此得到学台法外开恩，破例免于惩处，还赠送给他一笔钱，立即释放回家。同治初年，淄川发生刘德培抗清起义，位于县城内的聊斋祠堂被毁，其中珍藏的蒲松龄遗稿、画像等文物失落无踪，蒲价人秘密得到了其中最宝贵的《聊斋志异》手稿、《聊斋杂著》手稿和《聊斋行乐图》绘画长卷。为掩人耳目，此后不久蒲价人便携家眷和三件聊斋文物迁居沈阳，在万泉河侧安家，以传教师职业谋生。其移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同治八年，因为庄河人刘滋桂的父亲在这年到沈阳蒲价人家访问，并借阅过其家藏的《聊斋》手稿两函二十册。此事记载于刘滋桂后来刊行的《聊斋志异选编》序言中。蒲价人虽举业无成，但在当时淄川蒲氏家族中也算是一个文笔不错的读书人，在他出走沈阳十年之后，于光绪五年（1879）才为奔丧回到淄川老家，并应家族之邀，参与了续修族谱工作，亲自撰写了《续修族谱序》和部分族人的小传。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返回沈阳，此后再未回乡。[/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纵观蒲价人的一生，他为了保护好手中的三件聊斋文物，毅然弃绝了名利科举之途，也屏弃了旅游观光的旧日癖好，整个后半生默默地混迹于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之中，从此不与官场和社会名流交接，的确做到了严守秘密、不动声色地度过了数十年平平淡淡的小市民人生，将三件聊斋文物毫发无损地传给自己的后人继续珍藏。这一基本事实证明，蒲价人虽然社会地位卑微，但做人的品位却有常人难及的高雅之处，绝非浅薄浮躁的世俗名利之徒可比。他收藏聊斋文物，确实出于由衷的爱好，而不是为了换取金钱利禄之类的庸俗利益。他真心崇拜蒲松龄，期望通过认蒲松龄为祖先和收藏他的手稿与画像，让自己的后世子孙从中沾溉蒲松龄的文化遗泽，以期涌现出像蒲松龄那样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如果这一推断不谬，那么，不论蒲价人当初获取三宗聊斋文物的手段是否合法，是否犯罪，到今天都不必深究细察了。盖棺论定八个字：功不可没，难能可贵。这就足够了。[/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本节主要的资料来源：续修淄川《蒲氏世谱》、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刘滋桂《聊斋志异选编序》。）[/color][/size]
[size=3][float=right][img=441,295]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3/38431215042773942.jpg[/img][/float] [color=black]三、蒲价人及其后人一离开淄川老家就都自称为“蒲留仙之后”[/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在熟知自己来历的家乡人面前，蒲价人一家人都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蒲松龄的后世子孙。可是，一旦到了无人了解他们底细的塞北异乡，他们就都众口一词地自称为“蒲留仙之后”了。下边，仅举三例为证。[/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第一例：蒲价人自认两重身份。首先，在家乡同族弟兄面前默认自己不是“柳泉公裔”：他曾与族弟蒲治善一起参加续修族谱工作多年。在蒲治善为他撰写的入谱小传中，记载了蒲价人急中生智，冒充蒲松龄后人以逃避皇法惩罚的轶事：“曾随学台考青州，落棚。宗师视为柳泉公裔释之，赠以金归。”宗师何以会把他错认成“柳泉公裔”？这在当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蒲价人的自白。上引小传的叙事语气，明明白白地表明，宗师“视为柳泉公裔”的认识是错误的，假如蒲价人自己否认这一点，怎么会允许和他在一起修族谱的蒲治善这样写自己呢？其次，他在沈阳家中接见来自庄河的刘滋桂的父亲时，则自报为“淄川蒲留仙七世孙价人硕庵氏”。（载刘滋桂《“聊斋志异选编”序》。文中“七世”当为“八世”之误。）[/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第二例：蒲价人之孙蒲文珊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造访东北地方史大师金毓黻先生时，自报家门为“留仙先生之十世孙也”。（载金毓黻《静晤室日记》）[/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第三例：蒲价人曾孙蒲惠章在1984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自报为“蒲松龄第十世孙”。（载1984年《鸿雁》第3期石圭平《“聊斋志异”手稿轶事-访蒲松龄第十世孙蒲惠章》一文。文中“十世孙”当为“十一世孙”之误。）[/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四、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不是蒲松龄的正宗后代，却执意不改冒认祖先的初衷[/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就拿蒲价人来说，他亲自参加过族谱的续修工作，自己家中又有一部族谱可查，要说没读过，谁都不会相信。只要将此谱中自己家的世系表同蒲松龄家的世系表一对照，就会明白，自己这支蒲氏根本不是蒲松龄的后代，因为两家不是同系。前文第二节中，已经列出从蒲价人十二世祖蒲世广开始的共十五代世系表，并无蒲松龄的名字在内。蒲松龄是蒲价人十一世祖蒲续芳的弟弟蒲继芳的四世孙。蒲价人自称是蒲松龄的八世孙，而他的正宗八世祖却是蒲兆福，绝非蒲松龄。这点家史常识，蒲价人绝非无意记错，显然是明知自己的八世祖另有其人，却偏要认蒲松龄为八世祖不可。[/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前文谈到，蒲价人之孙蒲文珊在拜访金毓黻先生时，自报为“留仙先生之十世孙”。同时，他还为这一点提供了两点佐征。其一，他对金先生说：“留仙先生之下排成十二字，依次相传，即‘竹立一亭尚国人英文章显业’是也，其本系之曾祖讳国权，祖讳价人，始移居沈阳万泉河侧，业传教师。父讳英灏，一名步瀛，清末官巡防统领，驻札围场，因移居焉，即今之西丰县也。传至文字辈，正为十世。”其二，他又对金先生透露道：“其家又有族谱，叙世次甚详，前有留仙先生自序”。蒲松龄初修的《蒲氏世谱》手稿一直由他的后人世代珍藏，传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被蒲松龄的九世孙蒲英春卖给日本人平井雅尾，现藏于日本庆应。[/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义塾大学聊斋文库，又名《般阳土著》。蒲文珊的家藏本，显然是其祖父参与续修的《蒲氏世谱》光绪版。本文开头第一节提到，杨海儒先生考证蒲价人不是蒲松龄正宗后代，可能就是根据此版族谱的谱表。他转录蒲松龄自曾祖蒲继芳为始共十四代直系世系表如下：蒲继芳——蒲生汭——蒲槃——蒲松龄——蒲箬——蒲立德——蒲一泓——蒲庭楠——蒲尚绂——蒲国钦——蒲人吉——蒲英殿——蒲文山——蒲章忠[/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当金先生听蒲文珊提到其家藏有这件族谱，“叙世次甚详”时，立即引起高度重视，马上“托其抄赠，渠即允之，谆嘱而别”。蒲文珊从金先生的要求中警觉到，自己一旦真把这部族谱抄赠金先生，这位治史名家就会不费吹灰之力，从中发现蒲价人一家冒认蒲松龄后人的铁证。因此，蒲文珊这位谦谦君子在当面爽快应允之后，却始终不肯兑现诺言，金先生也一直未能见到这部《蒲氏世谱》。[/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核以蒲文珊所说的“留仙先生之下排成十二字”取名字谱，上述蒲松龄十代后人的名字中，除“尚”字辈与蒲文珊误传的“上”字略有不同而外，其余各代无不一一相吻合。而用这同一份取名字谱去对照蒲价人一系相应各代的名字，除了蒲文珊亲自对金先生例举的蒲国权、蒲英灏和蒲文珊这三个名字而外，其余七人均与十二字谱不吻合。蒲价人、蒲惠章两个名字中虽用了相应的文字“人”与“章”，但位居最后，与蒲松龄相应后代名字“人”“章”位居中间不同。不同率高达百分之七十。[/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同乃祖蒲价人一样，当过小学教师和西丰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也是个识文断字之人，不可能没看过自己家这部三世相传的族谱。因此，他对自己这家人不是蒲松龄直系后代的事实，也无疑是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改口罢了。[/color][/size]
[/td][/tr][tr][td][font=黑体][size=6][color=darkred]一个难于破解的蒲学公案[/color]
[color=sienna]--蒲价人家藏《聊斋》手稿之谜（下）[/color]
[/size][/font][size=3][float=right][img]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9/31691215537531292.jpg[/img][/float] [color=black]五、刘德培起义与蒲松龄遗稿大批流失[/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第一个提出蒲价人取得《聊斋》手稿与刘德培起义有联系的，是杨海儒先生。谈到蒲价人是如何在起义军据守淄川县城抗拒官兵的战斗期间把原藏于聊斋祠堂中的《聊斋》手稿弄到手的时候，杨先生的看法是：“至于他是如何得到的，不外有两种途径：一是他亲自到祠堂去取；二是得自别人手中。”他还猜测道：“或许蒲价人即利用了同族人在起义军中的便利而亲自书院西邻的祠堂内取走聊斋手稿的；也可能蒲价人让蒲人芷或蒲抡英为其取出祠堂内的东西的。”（引自杨海儒《聊斋手稿何以流落辽宁？》）[/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有关刘德培起义的史事，据史料《刘逆德培纪略》和淄博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淄川区情》网站《刘德培起义》一文及续修《蒲氏世谱》等资料的介绍，略述如下：[/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刘德培，淄川东关纸坊庄人。清咸丰十年（1860）秋，淄川知县多仁横征暴敛，浮收漕粮，刘德培率众抗漕，被判死刑。在押赴济南途中，刘德培逃脱，组织民众武装，准备起义。次年八月，刘德培成立“信和团”，自任团长。十月，他率一千余名民众涌进县城，打死差粮官，逼县官多仁取消浮收，并令其立碑作志。同治元年（1862），刘德培的队伍发展至数千人，并控制了县团总局的武器火药，正式举起反清义旗。团众公推刘德培为“都招讨大元帅”，后改“大汉德主”。纲领是：灭清平满，重兴汉室。九月，山东巡抚谭延襄遣青州满营步骑四千包围淄川县城，屡攻不克，迫使官兵五易主帅。同治二年（1863）三月，清廷派亲王僧格林沁率大军征剿。六月下旬，城内被围义军粮尽难支，被迫突围，在淄川东部大白山，与官兵肉搏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刘德培自刎就义。[/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据《蒲氏世谱》记载，参加这次起义的蒲氏族人不少，其中两名为首者蒲人芷和蒲抡英均被官兵杀害，二人的家眷尽被斩首，惨遭灭门之祸。蒲人芷，监生，一向与刘德培友善，极力支持刘德培的抗漕反清义举。其侄蒲抡英为邑庠生，也为义军骨干之一。其他参加起义的蒲族民众有近百数（《世谱》称“族人被裹者九十四人”）。[/color][/size]
[size=3][float=left][img]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9/78641215537531323.jpg[/img][/float][color=black] 这位蒲人芷的父亲蒲成滨与另一族中前辈蒲涟珍二人，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不久，倡率族人创修了聊斋祠堂，征集蒲松龄的传世遗稿、画像等聊斋文物供奉在内。纂修《淄川县志》的王敬铸在宣统元年所撰的《蒲柳泉先生遗集序》中有云：“先生著作甚富，闻其家藏遗稿……藏书之屋坏于阴雨，先生手泽什损八九；后又遭洊兵燹，并所存者亦复荡为灰烬。”这里的“兵燹”，无疑是指刘德培的抗清之战。算起来，聊斋祠堂从创修到被毁的全部历史，至多不过二十年之久，实在可惜可叹。但王敬铸的记载也并非完全属实，祠堂被毁不假，而其中的藏品并未全部“荡为灰烬”。世人本以为毁于兵火的许多蒲松龄遗稿、画像等聊斋文物，在后世陆续被发现，如：《聊斋志异》手稿、《聊斋杂著》手稿、《柳泉居士诗词手迹》、《鹤轩笔札手稿》、《拟表手稿九篇》、《聊斋文集》手稿、《聊斋行乐图》长卷、朱缃麟绘《蒲松龄画像》、《蒲氏世谱》手稿，等等。这些重要聊斋文物的存在，确凿地证明了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聊斋祠堂被焚前，其中的许多重要藏品已经莫明其妙地失踪了，当然也包括被蒲价人得去的《聊斋》手稿等三件珍品在内。笔者认为，在当年倡率族人创修聊斋祠堂时，蒲成滨与蒲涟珍已届晚年，到刘德培起义时，他们肯定已不在人世了。而蒲成滨的三儿子蒲人芷，这时很可能接替父亲担当起聊斋祠堂的管理事务。由此推断，蒲价人获取《聊斋志异》手稿，不经过蒲人芷之手是不可能实现的。[/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六、破解聊斋祠堂藏品神秘失踪之谜[/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据《蒲氏世谱》中的蒲成滨小传记载，其为人“持心纯正，取予不苟”，于道光元年（1821）恩选贡生，就训导职，不畏权贵，力除科考陋弊，“故宗师辛匾其门曰‘秉公持正’。且族间有事尤尚义气。与清溪公（即蒲涟珍）创修聊斋祠堂，倍极劳苦不恤也。”足见其品行修养之高洁。其子蒲人芷敢于全力支持并亲自参加刘德培的抗漕和反清起义，在抗清战斗中被俘，英勇就义。由此可以想见，他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父亲蒲成滨的人品和气质，是一位知大义、重信誉的英雄人物。由于在起义中被官府杀害，因此修谱人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便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在他负责管理族产聊斋祠堂期间，堂中藏品绝不会发生监守自盗或因管理不善而任人窃取之事。因此，笔者对杨海儒先生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认同。[/color][/size]
[size=3][float=right][img=364,282]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9/95131215537531323.jpg[/img][/float] [color=black]那么，祠堂中的聊斋文物又是如何神秘失踪的呢？[/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在炮火连天的守城抗清战斗中，聊斋祠堂随时面临着毁于战火的巨大危险。蒲人芷从他在义军和蒲氏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出发，很有可能对聊斋祠堂中的重要藏品采取战时的分散存藏措施，即选择本族中部分为人可靠、住处又较隐蔽的住户，每家代祠堂临时保管数件藏品。等战事结束，再重新集中到聊斋祠堂中统一珍藏。蒲价人代为收藏的，大概就是他后来携到沈阳的《聊斋》手稿等三件珍品。蒲人芷此事做得十分谨慎机密，大概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各个单独受到其收藏委托的家庭知道，外人一概不知。各个受托人家之间也彼此不知情。此后不久，蒲人芷和他的眷属都不幸遇难，受托代藏之人知道，自此往后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此事了。再加上一把大火焚毁了聊斋祠堂，令所有外人（包括王敬铸），都认为蒲松龄大批遗稿全都化为灰烬了，因此无人再去追究其下落。[/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七、解开蒲价人出走沈阳之谜[/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对自己携家眷迁居沈阳的原因，蒲价人间接地为我们留下了两种说法。其一，留给淄川老家的是“因出嗣胞叔锦堂公无嗣，过继堂侄”，“恐妻子争差”。其二，留给关外自己后人的是“逃荒”说。[/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第一种说法，见于《蒲氏世谱》中的蒲价人小传，是蒲价人的族弟蒲治善撰写的。这两位族兄弟在一起修族谱多年，族弟在下笔写族兄离乡出走的原因时，必然会以族兄本人的说法为准。所以，这一说法显然是蒲价人的个人说法。此说源于蒲价人的心理活动，假如他自己不说出来，谁都没办法知道。据杨海儒先生考察，这一说法包含的事件如下：所谓锦堂公，是蒲价人叔父蒲国标的字。蒲国标祖父排行老大，把孙子国标过继给三房叔祖为嗣孙，而国标本人也无子息。由于国标集资开铅矿发了财，他选谁为嗣就等于赠给谁一大笔巨额遗产。蒲价人有四个儿子，满以为这位胞叔会从中选一个做嗣孙。不料他却舍本支而就旁支，不过继自己父亲的孙子为嗣孙，却过继了自己已故叔父的孤儿蒲僩人为嗣子。蒲价人说，由于自己担心妻子心中不平，怕她会为了争夺遗产而与族人发生纠纷，因此才立即携家出走，以避矛盾。表面上看，也似乎是一种理由，但再一细想，就于理不通了：你的叔父不论多么富有，他选择何人来继承香火，那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任何别人都无权干涉或挑礼。“妻子争差”之事，仅仅是蒲价人虚拟的一种可能性，未必真的就会发生。况且其妻孙氏并非是搅家闹族的悍妇，她怎么可能不遵丈夫的意志而无理挑起家族纠纷呢？举家迁徙千百里外的陌生之地，容易吗？作为闯关东的理由，是丝毫不可信的。[/color][/size]
[size=3][float=left][img]http://epaper.syd.com.cn/syrb/res/1/20080709/61171215537531307.jpg[/img][/float] [color=black]第二种借口，见于前引石圭平访问蒲价人曾孙蒲惠章的文章：“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山东连年闹灾荒，蒲惠章的曾祖父蒲价人携全家逃荒到沈阳”。这一借口碍于历史事实，无法欺骗淄川老家之人，只好留在关外传播。此说之谬，早已被杨海儒先生指明：“查《淄川县志·三续灾祥》，从咸丰七年、九年淄川曾有过蝗、旱灾害外，至光绪元年才再见有旱情，其中同治年间并无任何灾害记载。”可见，此说是个谎言。[/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蒲价人为何在移家原因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呢？要知道，对他来讲，实话实说就等于向世人招供，他家藏《聊斋》手稿来路不明。而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就有可能牵出他同义军骨干蒲人芷的关系，卷入到危及身家性命的重大逆案之中，家藏《聊斋》手稿的合法性也将被一举剥夺。这对蒲价人一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此，蒲价人的不能自圆其说是可以理解的。[/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事实上，意外获得三件极品聊斋文物，对蒲价人来说，不只是意想不到的天大惊喜，更是一块火热烫手的山芋，拿不得，放不得。在老家一旦被人发现，就会灾祸立至。因为这三件聊斋文物，他不敢在家乡长期潜伏下去，因为败露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变为现实，巨大恐怖的心理重压实在承受不下去了，这才像逃难一般的慌忙逃离了老家，他当时忐忑不安，前程未卜，难以预料一家人到了关外以后会遭遇多少难处，以致在全家出走时，硬起心肠把正在求学的年幼大儿子蒲英灏一个人留在淄川继续求学，直到二十五年以后的光绪二十年（1894），三十多岁的蒲英灏才离开淄川老家，独自来到关外投奔父母，在沈阳谋了一份武职。[/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这种一辈子都不敢公开讲明的真话，是蒲价人一块最大的心病，是他越解释越让人怀疑的难言之隐。[/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八、简短的结论[/color][/size]
[size=3][color=black]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蒲价人家藏的《聊斋》手稿，并非通过诈骗、盗窃、抢劫等明显刑事犯罪手段得到的，也不是通过遗产继承、他人赠送或正当交易等合法途径得到的，可能是通过委托他临时代藏的途径得来的。对蒲价人隐瞒自己收藏《聊斋》手稿的真相与不能自圆其说的移家原因，假称蒲松龄后人等等一系列言行，不应简单化地用道德尺度加以批判，究其实质，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逃避监督，换来一家人的平安生活，并且保住来之不易的《聊斋》手稿而已。在久已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理应宽容古人，不必再去苛责蒲价人这位半生精心保存《聊斋》手稿的历史功臣了。[/color][/size]
[color=black][size=3] 依据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我们对蒲价人家藏《聊斋》手稿的历史谜案，做出了以上与前人迥然不同的全新解释与判断，虽然还有待于确凿的证据来进一步验证，但绝非信口开河的凭空臆测。至于是否真正做了言之成理，有资格自成一家之言，就有待于读者诸君去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了。[/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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