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是怎样诞生的（上）       在有６０００人参加的开幕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 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1978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盛会，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成为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从此，这个书面讲话就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名篇力作。但是，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科学的春天》是怎样诞生的。 　　一个“借调”到文件起草组的“待分配”干部 　　1977年6月22日至7月7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主持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按照国务院领导人指示，决定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文件起草班子，由新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的童大林和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负责。 　　童大林推荐此时正在“中宣部留守组”待分配的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前来参加文件起草工作。“文革”中，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许多人被遣散。胡平已由当时的军管组内定分配到四川，所以中国科学院只好将其“借调”过来。由于这层微妙关系，童大林用了点心思，将“借调”人员名单附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一系列文件之后，上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最初正是华国锋提议召开的。他很支持这项工作，同意了这些文件。胡平顺利地来到中国科学院。这时的胡平已47岁。由于他在“文革”中遭受“横扫”、去宁夏“五七”干校、回京“待分配”，已十多年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文革”磨损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胡平出生在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重庆解放后，他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1954年研究生毕业，当年进入中宣部办公厅编译组，此后转入国际宣传处，多年从事国际共运理论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他对国际政治、哲学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工作之余译校了数百万字的俄文哲学、美学著作，还有小说、散文等文学书籍。这番经历，对胡平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 　　胡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革”爆发后，中宣部一夜之间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阎王殿”。从部长到一批局、处级干部都被打成“黑帮”，全体工作人员被扫地出门，放逐到宁夏贺兰县立岗村劳改。他在那里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长达5年。 　　1974年，胡平和一些同事返回北京，进入“中宣部留守组”待分配。这时，原中宣部副秘书长童大林解放了，负责这个留守组。当时，留守组已相当松散，成员们目睹了“文革”后期动荡的中国。他们几乎都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诗歌的积极传抄者。不久，“追查谣言”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童大林保护了这个留守组成员。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四人帮”顷刻瓦解。 　　胡平来到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时最担心的是，自己有10多年不动笔了，难免会有生涩之感。刚开始，他果然有插不上手的感觉。 　　起草组分工时，胡平负责收集国外对中国科学界的反映。来自科委的林自新递给胡平一本新版俄文著作《公元2000年的世界》，说:“老胡，麻烦你尽快给我们编译出来看看。”胡平翻了翻，原来是一本“未来学”著作，有些类似于美国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书中全是对2000年的推测。书中描绘了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和航天飞机等，这在当时看起来仿佛天书，但却又充满了新奇。到2000年，科学的幻想成了现实，书中的许多预言都应验了。 　　胡平先做轻车熟路的事。他前往新华社，用3天时间翻阅了半年来国外各界对中国科学界的反映，加以摘编，编成了大会文件组的第一份简报。同事们看了，认为有参考价值。胡平趁热打铁，把《公元2000年的世界》读完，摘编了第二期简报。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1978年春天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左”的指导思想，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动员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科学大会的文件起草工作全面展开后，童大林、吴明瑜、林自新，还有罗伟等人组织力量为华国锋、邓小平、方毅起草在大会上的主报告。 　　胡平参加了上述这几个重要讲话稿的部分章节的起草，对起草讲话稿的进程和波折很清楚，这对他此后多次参加重要科学、科技文献的起草非常有益。 　　科学大会一天天临近了，全国各地共组成了32个代表团，有5586名代表参加。 这是1978年3月18日，来自祖国各地的科技界代表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 全国科学大会。 　　早春，乍暖还寒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作了报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实际是1975年就已经开始的一场争论的延续。当时“四人帮”极力鼓吹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全面专政的论调，科学长期以来也存有“阶级性”、“非阶级性”争论，如果科学技术算上层建筑，就要像文化、艺术一样被全面专政。“四人帮”被粉碎后，要重新评价这个事情，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说，1977年9月，他到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和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自新负责起草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稿，就考虑要不要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写进讲话稿。于是把想法向分管副总理方毅作了汇报，方毅表示同意。讲话稿报给邓小平后，邓小平也同意了，最后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汪东兴说了句“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的关于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话，你们不引用。”邓小平当时没有表态，回头再请示邓小平如何修改时，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1988年，邓小平经过十年的观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的另一个重要论断，就是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纠正了几十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经常成为审查批斗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是“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不是资产阶级那是什么呢？”大会筹备组负责人之一，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的童大林找来马克思的著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般的技术人员、教师、学者是雇佣工人，他们生产价值，也是受剥削的。因此，他们决定在讲话中充分阐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讲话稿时，有领导同志打电话给方毅，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然而，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仍坚持了这一提法。小平同志的讲话令科学家们欢欣鼓舞。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掌声此起彼伏。 　　1978年3月25日，会期已近尾声，华国锋在大会上也作了一篇讲话，但他并没有采用文件起草组给他准备的那篇讲稿。当时，文件起草小组给华国锋同志起草的讲话，基调是要科教兴国，要尊重人才。但是这样的一个讲话稿，华国锋并没有采用。他用的是另外请人起草的一篇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稿。通篇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跟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所作的那篇旨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令人振奋的讲话，基调完全不同。这件事引起与会代表的惊诧，也让起草小组的成员颇感不安。 　　一个被推崇的国务活动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科学大会进展得很顺利，前景鼓舞人心。会议组织者在3月25日碰头商议的时候，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大会闭幕式的构想，要为大会的成功再添一把火。童大林提出，请文件组为郭沫若院长起草一个讲话稿，给大家再鼓鼓劲，把会议开成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成功的大会。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又是人大副委员长，还是诗人，由他来讲很合适。 　　但是会议很快就要闭幕了，而前面几个月都是在准备小平同志和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郭沫若的讲话稿还没有准备。谁来为郭沫若起草讲话稿呢？起草小组成员胡平推荐了曾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的诗人徐迟。 　　距离会议闭幕的日子不足一周了。此时，郭沫若仍卧病在床。会议开幕式时，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到主席台就座的，而且未能久坐。由他亲笔写讲话稿已经不可能，谁来代为起草呢？ 　　简报组的胡平建议请徐迟来写，说徐迟和郭沫若都是诗人，有相通之处。徐迟刚刚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予以转载，一时间名满天下。胡平说，徐迟对科学家比较熟悉，正好再接再厉，再完成一篇为科学开拓道路的好文章。

《科学的春天》是怎样诞生的（下） 郭沫若 　　大家认为胡平说得有理，一致同意请徐迟执笔。这个建议由胡平提出，领导就派他去请徐迟。行前，吴明瑜和胡平一起商量了这篇闭幕讲话稿应该有哪几个要点，以便徐迟有所参照。 　　会议的文件组成员住在京西宾馆，而徐迟是湖北省代表，住在友谊宾馆。胡平赶到友谊宾馆，顺利地找到了徐迟，说明来意。徐迟欣然接受，而且答应当天晚上就动笔，让胡平第二天下午来取稿子。这可把胡平高兴坏了。 　　第二天是3月27日，胡平赶到友谊宾馆时，徐迟果然已经完成了讲话稿。胡平看了一眼，三页《人民文学》的稿纸基本写满，约720字，再看一眼，颇具诗人特色。他连声道谢后，就急着赶回京西宾馆，路上也没有顾得上仔细瞧瞧。 　　文件组的同事一见胡平回来，便索稿拜读。讨论的时候，大家认为徐迟草拟的讲话稿比较分散、浪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没有问题，但在大型庄重的会议上宣读看来不太适宜。这怎么办呢？ 　　童大林、吴明瑜同意大家的意见。他们说，郭老这个讲话是必需的，既然徐迟的稿子不太合适，就要起草新的，要赶紧确定新的起草人。 　　童大林说，不能再找了，时间不等人，再找人这个事就泡汤了。在我们内部找人写吧！ 　　吴明瑜提议，就请胡平来写。胡平的文笔相当好，他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童大林点头同意，吴明瑜即出来找胡平。这时，胡平正在寻思新的起草人。吴明瑜通知他，已经确定，就由你来写，因为时间紧迫，换人已经来不及了。 　　时间紧迫，又是为郭沫若代笔写讲话稿，胡平怔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我不行。” 　　吴明瑜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已经考虑过了，你行，可以写好。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换人了。” 　　吴明瑜这么一说，胡平只好答应下来。吴明瑜向胡平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20多年后，吴明瑜只记得自己和胡平谈过设想，具体谈些什么已经淡忘。执笔人胡平的记忆则深刻得多。他记得，吴明瑜向他着重说，郭老的讲话除政论之外，也要谈谈科学精神与浪漫精神，谈谈科学与幻想的关系。因为科学固然是讲求实证的，但科学也需要幻想，幻想会激发科学的灵感，在这个方面你要发挥一下。至于别的，吴明瑜说，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比较熟悉了。 　　胡平问:“什么时候交卷？” 　　吴明瑜回答道:“当然越快越好，最晚不能超过讲话的前一天。” 　　事情就这样谈定了。京西宾馆人来人往，十分嘈杂，胡平决定回家去写。回家之前，他还要办一件事，到友谊宾馆去告诉徐迟，说他草拟的稿件因种种原因未被采用，希望见谅。 　　这件事似乎有点棘手，胡平在前往友谊宾馆的路上，有点忐忑不安。让他感动的是，徐迟表现得十分大度。听说自己的稿件未被采用，徐迟连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有利于把科学大会开好，怎么做都行。胡平听后，连声称谢。 　　春天来了，让我们拥抱它吧 　　在回家的路上，胡平看到新春的绿色，顿生灵感。他在分析了徐迟的稿子未被采用的原因后，思考着如何写出符合郭沫若这样一个国务活动家、科学家、诗人身份的稿子。 　　离开了徐迟，胡平坐上公交汽车往家赶。汽车开动了，他向窗外望去，突然看到路边的柳枝已经饱含绿色，吐出嫩叶，随风飘来飘去。在不知不觉中，春天已经来了，绿色又将染绿大地。胡平感慨地想到，前些天在宾馆里忙于会务，浑然不知春天已经归来，而且春分已过，又一个清明将要来临。 　　他突然产生了联想:春天来了，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春天！……我们中华民族，终于经受住了“文革”的劫难，我们这个民族又要走上腾飞复兴的道路了！我们经历了那么长久的冬天，“风刀霜剑严相逼”，但是冬天却不能阻止春天的来临。 　　灵感真的在此刻降临了！胡平想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了，那就让我们迎接科学的春天吧！他微微激动了，感觉到文章的题目已跃然纸上，这就是《科学的春天》。 　　有了好题目，文章的一半就快成功了。 　　吃过晚饭，胡平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开始动笔了。他认为，既然是为郭沫若写讲话稿，讲话稿就要符合郭老的身份，这要在第一部分中体现出来。郭沫若有三种身份:国务活动家、科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这三种身份是融为一体的。胡平从小就读过郭沫若的诗、文章和剧本，觉得自己比较熟悉郭老。徐迟之所以没有完成大会组织者期望中的讲话稿，在于他过于强调了郭沫若诗人的一面，而没有抓住他作为国务活动家和科学家的思想和活动方式。 　　现在，胡平首先要写出郭沫若对于国家政治的看法，他要讲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科学，要指出中国科学事业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受到的严重挫折。“文革”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摧残，胡平有着切身感受。 　　第二部分要写扫除了“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思想，胡平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逐渐产生，现在更加明确了。他在此时引用了叶剑英的诗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作为此时讲话者心情的写照。 　　接下来，胡平将吴明瑜的想法发挥出来。科学是讲求实际的。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前不久，胡平看了一部电影传记片《哥白尼》，主人公的一句台词“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深深打动了他。胡平感到，科学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既异想天开，又脚踏实地。于是，他写道:“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接见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胡平要写出讲话人的一番期望，对老、中、青、少各有侧重，这也是他本人的希望。这希望，“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该写结尾了，但胡平觉得还需要一个高潮。想来想去，他觉得结尾时文采可以更浓一些，可以是一种诗歌般的语言。他的脑海中又出现车窗外乍现的初春景色，他采用了徐迟原拟稿中的12个字“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但将原句中两个使句子过短的逗号划去。接着，胡平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写春天的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的感情又一次油然而生，挥笔写来，把前面写实了的东西虚写一番，表现出科学家和诗人的意境和愿望。 　　胡平写了一夜，思绪此起彼伏。小书房里弥漫着香烟的气味。当时的胡平每天大约抽一包香烟，可是在这个夜晚，他却整整抽掉三包香烟，满嘴苦涩。 　　一个新时代开始的美好象征 　　东方欲白，胡平在晨光中为《科学的春天》画上了句号。 　　他的精神仍十分亢奋，毫无睡意，也不敢去睡。这毕竟是为郭沫若起草文稿，胆子再大的人也难免有“孔夫子门前做文章”的惶恐。 　　当天上午，胡平又将稿子看了两遍，改了一些，重抄一遍，500字的稿纸写了4页，只余6行。他这才觉得自己再难改动了。午饭后，他还是毫无睡意，干脆回京西宾馆交稿。 　　他没有将稿子直接交给童大林、吴明瑜，而是先拿给文件组的同事看看。他们看了以后纷纷说:哎呀，老胡，写得很好，很有激情嘛！ 　　来自农业部的贺修寅赞扬之余，指着稿子中的“古代甘罗12岁拜上卿”(勉励年轻人要奋发有为)一句，说:“老胡，干吗扯那么远？这句话就不要了吧！”胡平觉得言之有理，便拿起笔来划掉了那一句。这一句删除后，使上下文的衔接完全贯通，浑然一体。 　　听到同事们肯定这篇稿子，胡平心里更有底了。于是，他将稿子交给了童大林和吴明瑜。交稿之时，胡平什么也没说，也不等他们看完，而是转身走了出来。他感到，自己已经尽力了。 　　童大林、吴明瑜看过稿子，一致肯定，提笔略作一些字句的修改，立即发排。 　　第二天，胡平读到了工工整整的打印稿，细读一遍，自己也觉得很好，这才放下心来。 　　公务人员将稿子送给卧病中的郭沫若。在病榻上的郭沫若仔细看着稿子，脸上露出笑容，他走下床来，要了一支笔，在个别句子上加了“有限”、“无限”两个词，最后在《科学的春天》题目下，签了他的名字：郭沫若。 　　胡平的任务至此完成了。 　　3月31日，在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虹云朗读了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动人的讲话，引起了轰动，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 　　事后作会议总结的时候，方毅特别指出，大会闭幕式上郭老的讲话形成了高潮。这篇讲话稿是我们科委的一个同志起草的，还真像郭老的手笔，说明我们科委有人才。胡耀邦也曾多次说，《科学的春天》讲话稿是一篇好文章。 　　如今，胡平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回忆那激动人心的一天时特别谈到，虹云很有技巧，该抑扬顿挫的时候语调激昂，该浪漫的地方又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现场掌声不断，当时都没法念下去了，最后掌声就经久不息了。“热烈的掌声烘托了这篇文章。如果不是用郭沫若的名义，如果不是播音员朗读，文章也许不会有这么好的反响。”胡平谦虚地说。 　　《科学的春天》，象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这个书面讲话就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名篇力作。

看贴回贴！ 帮你抬贴！在得点积分！